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时光有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
儒学的精神慰藉往往适合于少数成功者，往往是苦尽甘来时才能体会到事后的安慰。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故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居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皆乐推不厌也。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哲学中的核心理论，不偏不倚、以和为贵正是中庸之道的极高明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作为宇宙根本的道，遵循着自然无为的原则。减少疾病，延长生命，颐养天年，乃是人类发自本能的愿望。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论语·子罕》）个体人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由仁引申出忠恕之道，则是儒家提倡的做人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成为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的底线。这些差别的影响，主要是在道德哲学、价值哲学方面的，而哲学的范围远比这大得多。
不论是分析哲学还是欧陆的现象学，总之，某种可经验的知觉的给予（者）（the given），成为了哲学思考的共同基础。[8].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出版书店，2004年，第266页。创新在这方面的意义，在于它会形成新的传统，因此这使得传统得到延续。熊十力自述其治学之路，先是从六经入手，继而趋向佛法一路，再而悟于易经。
从家庭到学校，儒家教育都没有寄身之处。多数新儒学的著作，则是属于坐而论道之类，流于一般表面的议论，而不是扎实地研究一些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未免落后于时代。不是不能这样做，而是并非只能这样做。如维特根斯坦的不要想，而要看，[9]胡塞尔现象学的面向事物本身，引导人们从学院式的哲学思考方法，走向面对事物的现象，发现问题，把握本质。民族的不幸导致传统文化遭到普遍怀疑，及至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呐喊。
哲学的多元性在于，对不同的现象领域（如语言、生存、心灵等）的解释，可以产生不同领域的哲学，并且对相同领域的现象的解释，也可以产生不同的哲学。虽然胡塞尔用这一概念主要是要把与哲学意识相对的自然意识搁置起来，不过其中的对历史的观念的悬搁，实际上也就是把传统搁置起来，存而不论。冯友兰虽然有所不同，要借助现代的逻辑分析技术来使中国哲学现代化，但这一技术的应用，在他看来也只能用于传统哲学。尤其不足的是，缺乏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的意识，对可说与不可说的、经验与先验的区别缺乏明确的意识。
（二）上面，我们分析了新儒学所存在的问题。牟宗三哲学的一个主要思想，是阐发内圣开出新外王。
其三，方法论上缺乏新的开拓，从根本上依然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顶多是增强了一些概念的分析，如前面提到的冯友兰的说法。中国的现代化的成就，主要并不是传统文化作用的结果。
例如，语词意义的使用说与指称论，两者都有其解释的效力，只是它们所关涉的方面不同，前者与语境相关，而后者与对象相关。例如砖这一语词，作为名词它的意义在于指称相关的物体。这类对象的规定性，不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都是普遍的、一致的，不会因为国别、民族、人种的不同而有差别。哲学的问题一般来说并不具有地域的性质，譬如语言的问题，语词的意义是否在于其使用，或是在于其指称某个对象，这并不因为它是汉语、英语或俄语而有所不同。他只是从普遍性的角度出发，就语言的性质做出自己的思考与解释。[9].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等译，北京：三联出版书店，1992年，§66。
对概念的功能与对语言（如语词的意义问题）的解释如此，对价值概念的解释（如正义概念）也如此，因此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哲学。其次，传统儒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改变，而新儒学未能适应这一转变。
现代新儒学的研思所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根本上是过于依附于传统，局限于传统，甚至讲道统，坐而论道，在经典里求学问。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6]. 《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第204页。心性之类属于非经验的领域，如何加以论证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上述各个方面中，最为根本的在于面对时代，把握现象，发现问题。西方哲学也有类似的方式，例如康德通过吸收经验论与唯理论，来创立起自己的先验论。2．重视方法论的思考，鼓励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问题。再如，在对人的本质是理性或是非理性的解释上。
再如，他有关智的直觉的论证，在学理上的依据不足。中国哲学的创新，在现阶段很需要借鉴现象学的悬隔的概念。
用未经证明的东西来证明本心仁体这类有待证明的东西，其结果自然还是未经证明的。然而新儒家受儒家的道统观念的束缚，局限于特殊的立场，执守于传统的性、理、心、命之学，其结果是，似乎中国只能有一种内圣外王的哲学，似乎哲学的对象只有心体性体，而不能在宇宙论、人生论之外，还有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知识论等新天地。
晚年所著的《明心篇》，自序其中的三大义，也就是三大原理，一是宇宙实体具有复杂性，二是体用不二，三是心物不可分割。不过就现实而言，如今不论是理论还是现实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能否开出外王，如何开出外王，而是对民主理论本身、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本身进行反思、检讨的问题。
但如今空巢老人比比皆是，经济上也多是父母与成家的子女各自独立，至少在城市里是如此。因此，对于哲学研究而言，不应过多地强调传统的差别，文化的差别。【注释】[1]. 《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郑家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下同），第179页。例如，儒家的礼教在家庭关系上的要求是不能别籍离财，即子女与父母分家产，并离开父母单独居住。
范畴是否是经验综合的必要条件，这也不因德国、英国或中国的国家差别而有不同。越是执着于传统，反倒会妨碍创新。
首先，与历史、社会的个案研究对象不同，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普遍的事物，如实在、意识、语言、概念（范畴）等。不过本文目的并不在于指出新儒学的成就，而是在于分析其所代表的哲学研思经验所存在的问题。
[2]在具体操作上，熊十力提出：承先圣之业而演之。这样的认识有时会把人的思想弄得很狭隘。
